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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xvii]参见赵宏：《限制的限制：德国基本权利限制模式的内在机理》，《法学家》2011年第2期，第155页。
林来梵：《宪法学讲义》，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344页。（二）合宪性解释遵循的界限 由于宪法的抽象性及其背后政治性因素，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合宪性解释本身的不确定性。
其实，在价值冲突规范的情形下，宪法中某原则的优位无法仅通过一个抽象权衡来正当化。（一）援宪说理实践方式存在的现实困境 以规范意义上的法律方法及立宪主义宪法的基本理论为标准，可以发现上述援宪说理实践方式与之存在诸多扜格不人之处，本文将之归结于以下三个方面。参见前注[45]，卡尔．拉伦茨书，第299页。[58]但本文搜集的91个案件中有77个属于治安处罚案件，而《治安管理处罚法》恰恰没有明确规定处罚法定，只在其第5条第1款规定了以事实为依据原则。[11]基于这一共识，学界关于依宪释法基于宪法的解释合宪性法律解释等诸多概念形式上的争执并无太大必要，从实质内涵出发在法律适用层面运用合宪性解释之概念更为切实。
进入专题： 行政处罚 援宪说理 合宪性解释 。而所谓公民个人违宪，则指向权利侵犯人与受害人的侵权法律关系，即一个私人对另一个私人基本权利的侵犯，如王贵华案中的违宪行为指向王贵华等人对姜书建人身自由权的侵犯，而刘登晓案中的违宪行为则是指刘登晓对他人住宅不受侵犯权的侵害。摘要: 根据宪法、制定本法条款是我国当代立法史上一项独特的立法习惯，它绝非普世现象，与大陆法系公私法理论划分也基本无关。
综上我们可以发现，在民法典中援引宪法、强调宪法优先适用的现象在世界各地并不鲜见，这种现象不仅在第三世界国家（埃塞俄比亚、菲律宾）存在，在受社会主义法系影响的地区（俄罗斯）存在，在西方国家（葡萄牙）也存在。后者没有说明具体条款，但说明了援引的具体内容（根据宪法关于现阶段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规定，森林属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和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很显然，1955年以前的宪法援引方式仍在延续。类似的表述在完全相同位置（第1条第2款）也出现于2001年制定的俄罗斯《行政违法法典》当中[19]。六、根据宪法条款会在什么情况下被使用 尽管根据宪法在八十年代的一系列变化中已经最终定形，但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这一条款在当代法律文本中的出现几率并不算高，多数现行法律中并不存在这一条款。
但必须注意的是，上述规定中没有一项完全符合前文所述的我国根据宪法条款的三大特征，要么不在法典的居首位置，要么援引宪法的个别条款，要么没有说明宪法的根据地位。其中五四宪法第八十五条人人平等原则是否带有资产阶级属性的问题[32]、第十一条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与社会主义改造的关系问题[33]都颇受当时学界关注。
参见Ferdinand, Van den Berg, Simons, Encyclopedia of Soviet Law, Nijhoff,1985, pp.268-269.另参见陈汉章：苏联经济法学派与民法学派五十年的争论及其经验教训（连载）,《中国法学》，1985年第2期、1985年第3期、1986年第1期、1986年第2期。二、根据宪法条款是中国特色吗 伴随着十八世纪末兴起的近代革命和立宪浪潮，成文宪法在全世界四处建立，援引宪法文本无疑成为各国立法活动中的一种普遍现象。[45]这种集宪法—实际情况—政治方向三位一体的宪法观念在一种否定文革的强烈历史意识当中获得了极大巩固。[44]另一方面是不是符合宪法精神，是对是错，是好是坏，看什么？基本标准就是看是不是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
[48] 有学者还曾按是否属于基本法律，是否属于全国人大立法等线索摸索过根据宪法条款的分布规律，[49]结果都是无功而返。而民法典草案到1964年7月也形成了4稿，总则部分形成了大约5稿。远至20年后，1979年《刑法》第一条[42]同样也套用了这一模式，1979年《刑事诉讼法》也没有从这一模式当中完全脱离出来。在加强宪法适用的全新要求下，公法渊源研究不可能仅仅满足于享用三十年前的历史遗产，但正因为如此，这些遗产才必须得到妥善而有序的清理，而且这种清理必须在具有世界视野的比较法语境下才能有效推进。
[11]该法令有多达23个条款涉及新旧民法典衔接问题，也是法典无法分割的组成部分。[58]Robert Ahdieh, Russias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7, pp.104-106. 作者简介：杜苏，管理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讲师。
在公法领域，真正对热衷于援引宪法的国家还是俄罗斯，该国1996年《刑法》和1996年《刑事诉讼法》都在第1条第2款明确规定：本法以俄罗斯联邦宪法为基础[18]这一条款居于正文之首，笼统援引整个宪法，明确宪法是本法的基础，几乎完全符合我国的根据宪法条款的三大特征。它并非规范的必要，而是历史的沉积。
根据宪法条款并非没有规范意义，但这一意义仅限于确定宪法与本法存在相关内容。第二次争论发生在2016年《监察法》的制定过程中。同样的道理，某些法律即使有宪法上的规范依据，却因为政治象征意义较弱，被简单地理解为归口管理的专业领域，由相关归口部门负责起草，也不会动用根据宪法条款，例如《税收征收管理法》、《农业法》、《对外贸易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等。这一俄式以宪法为基础条款是世界各国立法中最接近于我国根据宪法条款的表述模式。该书所援引的原始材料仅标明北京政法学院民法教研室1963年字样，并未注明成稿于1963年的哪一个月。关于各级地方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的组织，根据地方民族工作的需要制定之。
[51] 第四，相关法律的政治地位、政治作用、立法时的政治形势是影响宪法渊源表达的一个关键因素。两部部门立法都援引了宪法，但前者援引的是宪法的具体条款（第18条和第47条）。
1951年《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一条：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七条的规定……特制定本条例依照法律服兵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光荣义务。
同样的道理，1962年11月12日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明确宣布：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的任务，一是处理敌我矛盾，一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其实这是掩盖不了的，他们的推翻党的领导、篡改宪法的原则的野心，早已大白于天下了。
但必须注意的是，上述规定中没有一项完全符合前文所述的我国根据宪法条款的三大特征，要么不在法典的居首位置，要么援引宪法的个别条款，要么没有说明宪法的根据地位。【作者注】 本文于《澳门法学》发表后，人民大学尤陈俊老师转述友人意见，指出了本文的一个错误：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七部法律（本文误写为六部），其中《选举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的通过时间都是1979年7月1日（本文将三部法律的通过时间误写为7月4日、7月6日和7月7日），故根据宪法条款在法律中第一次出现的日期是在1979年7月1日（而非7月4日）。笼统援引宪法的有76部，占27.05%。当年10月通过的《游行示威法》第一条在立法目地后使用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表述——中间出现了逗号。
进入八十年代初，政治气氛明显趋于缓和，政治方向在法律文本中开始逐渐淡化，1982年的《民事诉讼法》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宪法为根据，结合我国民事审判工作的经验和实际情况制定）去掉了政治方向，首次恢复了宪法——实际情况的二位一体表述，此后的1986年《民法通则》、1986年《矿产资源法》均沿袭了这一方式。六、根据宪法条款会在什么情况下被使用 尽管根据宪法在八十年代的一系列变化中已经最终定形，但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这一条款在当代法律文本中的出现几率并不算高，多数现行法律中并不存在这一条款。
而在不存在此类良性违宪问题的领域，实际情况甚至也不需要过分加以强调，1979年《选举法》第一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制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甚至连实际情况也未提及，实现了宪法一元化的法源表述。自建国以来，彭真在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及其后续机构当中任主要领导职务，由于董必武年事已高，实际上政法委员会的繁重工作，都是彭真在顶着[39]，1953年之后，除宪法草案由刘少奇负责起草工作外，其他重要法律草案实际上都由彭真负责。
[16]童之伟：立法依据宪法无可厚非——评全国人大立法不宜根据宪法说，《中国法学》，2007年第1期，第19页。类似的表述在完全相同位置（第1条第2款）也出现于2001年制定的俄罗斯《行政违法法典》当中[19]。
但事实上，在该纲领通过前两天（1949年9月27日），人民政协还通过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以下简称《政府组织法》），从时间上看，这部《政府组织法》才是新中国最早的宪法性文件。这或许就是前文提到的俄式以宪法为基础条款与中式根据宪法条款在形式上如此接近的根本原因。有的法律将立法目地卡在根据宪法与制定本法之间，如1985年《继承法》[46]。[52]参见1989年12月26日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上《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稿）〉的修改意见的汇报》，该材料及本文后续提及的立法背景资料均来源于北大法宝数据库。
[48] 有学者还曾按是否属于基本法律，是否属于全国人大立法等线索摸索过根据宪法条款的分布规律，[49]结果都是无功而返。只有在不与法律和宪法冲突时，行政法规及其实施细则、行政命令、规章方能有效。
这种五花八门的局面一直持续到1989年，当年4月通过的《行政诉讼法》第一条使用了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表述，但中间没有加逗号。第二次争论发生在2016年《监察法》的制定过程中。
此时，回溯这一条款的历史就成为我们探究其性质和潜力的一个必要选项。而回归后行使主权的具体方式则完全以现行宪法为依据。